開往中國的慢船：生祥中國巡演的經驗及啟示

【原載】共誌第二期

——

簡妙如

5月下旬的一個下午，在彰化藝術館戶外廣場的《賴和音樂節》。陽光仍刺眼，突然響起潺潺流水般的吉他及歌聲：「一塊木板權當桌，藤椅樹影庭前坐…」，烈日下彷彿真移來樹影，每個人都平靜而舒暢了起來。這流暢聲音，是林生祥近期將吉他弦調成月琴音階、並用旋律及節奏的對位而非和弦所彈奏的〈大地書房〉。沒有我們習慣的和弦，音符在生祥指間流洩，立體鮮明、散發引人入耳的和諧感。這篇採訪倒不是為了報導彰化與賴和，而是生祥在四月下旬的一趟演出──中國巡演(見圖一，2011生祥中國巡演海報)。

中國市場的誘惑與救贖？

近幾年來，台灣流行樂壇歌手到中國開演唱會，已不是新聞。這個大陸現場演唱的市場，由主流大廠的流行巨星（如雙Ｊ、張惠妹，先前的「縱貫線」…等）、蔓延至在獨立廠牌或獨立音樂場景中崛起的創作歌手，包括陳綺貞、張懸、盧廣仲，都有在內地凝聚千人以上、甚至萬人開唱的市場實力。那麼更為小眾的獨立音樂人或樂團呢？近幾年台灣樂團如熊寶貝、Tizzy Bac，前自然捲的魏如萱等，都已引發對岸「小清新」族群（內地走小資風情的文藝青年們）的興趣與追逐。一場三百人上下的live house演出，已成為眾多台灣獨立樂團或音樂人躍躍欲試的試金石。加上大陸幾乎沒有正版CD的銷售市場，在廣大中國沿海城市巡迴的live演出，彷佛是唯一的可能。或許，更是救贖般的誘惑（見表一）。

那麼生祥為什麼也開始到中國作小型巡迴演出呢？在陽光打入的休息室裡受訪，他表示主要是內地有愈來愈多樂迷朋友對他的呼喚。然而，近年生祥的專輯銷量從一萬張衰減至5000張，「政府辦了太多免費的音樂活動」，也都令他這樣專職的獨立音樂人感到憂心。所以，即使不是為了中國市場，到中國演出的行程，某一部分，也是生祥現今愈為頻繁的巡迴及現場演出的寫照。

檢視生祥從2008年「每日‧種樹」、2009年的「野生開唱」，到2011的第三次「大地書房」中國巡演，可說已逐漸建立了他在內地知識份子及樂迷心目中的特殊地位。從第一次的三場，到今年連同講唱所安排的八場，包括北京、廣州及首度開唱的上海三地，甚至在成行前，又在大陸知名盲人民謠歌手周雲蓬的連繫下，多加演紹興場。每場約100人到300人的小眾規模，精準的市場區隔，以及藉助媒體文化評論的推波引介，完全不是流行商業路線的生祥，仍然依其音樂特質，開展出屬於他的中國巡演路徑。 而這次《大地書房》中國巡演，除了生祥與兩位樂手大竹研、早川徹外，固定的作詞人搭檔鍾永豐也首次隨行，成為這次中國巡演中媒體、文化圈及樂迷注目的另一亮點，更增加了此行各項座談交流及訪問的精采度。

「珍惜」生祥作品的中國樂迷

「在中國巡演中，最令你印象深刻的經驗是什麼？」大大樹員工阿斌靦腆地表示：「他們都覺得很珍惜吧…」。「珍惜？」「他們覺得生祥的音樂是很稀有的，會有一種要好好愛護的感覺…」。而對生祥來說，印象深刻的，反而是一場場座談或演出中大陸青年表現出，「對於知識及音樂的渴求」。

在大陸演出經常有這樣的情節：樂迷從遠地（上海飛北京、紹興到廣州…）追逐著生祥的演出而來，「原來中國這麼大，還要飛很遠、要有機票錢」。也有前兩次聽過而太喜歡的樂迷，排除萬難定要再次聆聽。還有一位女歌迷，一路從廣西賣畫、籌旅費，才能來到北京看生祥的演出。有的樂迷收全了生祥的所有作品，甚至連他「觀子音樂坑」時期的作品都有。「中國沒有這樣的作品」，是生祥最常聽到樂迷、朋友對他的表白。不只是樂迷，連同許多大陸音樂人，都有過流浪、過著藝術家艱困生活的經驗，生祥說，這讓他強烈地感覺到內地年輕人對於知識、音樂的渴求與意志。

而在大陸媒體及評論家眼中，生祥代表的則是「將音樂與社會議題結合」的完美範本，也是「將傳統與現代音樂有機融合的第一人」。吸引樂迷的不僅是他融合客家器樂、別有味道又誠摯動人的新民謠，更是歌曲裡的社會寫實關懷。大陸文化圈對生祥的認識，首先就是「交工樂隊」時期的反水庫運動歌曲，以及《菊花夜行軍》裡被視為「魔幻寫實」一般的〈風神125〉。那種農村民眾起身反抗發展主義與水庫興建的運動、青年知識份子返鄉，以及在都市打拚、落魄而回的農村子弟悲憤心情，對中國城鄉差距有著更深層焦慮的中國知識份子而言，都激發了無比的現實共鳴感，以及「可以這樣搞社會運動」的羨慕與投射。

此外，生祥音樂作品每每扣緊深刻的社會觀察，也相當令大陸知識份子激賞。不論是描述城市底層移工生活的《臨暗》，或是對於環境發展予以反思、實踐的《種樹》，歌詠女性堅韌生命力的《野生》，以及最近向文學家鍾理和致敬的《大地書房》。永豐內斂詩意的客語歌詞，生祥一次次在音樂上的琢磨與新意，令評論者寧二發出如是感言：「《臨暗》（2004年）專輯，…時下重聽這張被嚴重忽略的專輯，彷彿是寫給2010年頻頻發生自殺事件的富士康工人的…」。而對於音樂如何介入社會議題的思考與表達，他也認為：「從《我等就來唱山歌》到《大地書房》，林生祥和鍾永豐創作方向不曾改變，對大陸當下的社會現狀而言，他們的經驗無疑有極高的啟示性」。

中國音樂環境與歌手「態度」

而2011年的這次演出，是大大樹首度自行規劃的生祥中國巡演。前兩次都是當地單位的邀請，一次是廣州的南嶺社區，第二次則是《城市畫報》的荒島音樂節，演出行程都是對方的規劃。「今年為什麼想要自行規劃？」廠牌負責人鍾適芳表示，除了前兩次巡演經驗已打下生祥在內地演出的樂迷基礎外，這次著手自行企劃及安排演出，一方面是回應不同地點對於生祥演出的殷殷期待，另一方面主要也是為了更能「掌控音樂演出的品質」。

生祥在中國演出，困難的並不是大陸朋友不懂客家話。生祥說：「在中國演出與在台灣演出其實很像」，大多數觀眾都是聽不懂客語，都要打字幕，音樂就成了共同的語言。反而，在大陸的演出經驗裡，需要花很多功夫的，是去跟器材、音控等技術人員溝通、一再調整。生祥說：「這是音樂文化及音樂技術上的基本功」，早期在台灣演出，音控人員也常不理解他這樣的民謠樂器、聲音能量及特殊配置，是長期累積了經驗後，現在就有較為普遍的水準來配合。但目前對於內地音樂技術的專業性，以及不同現場音樂的演出條件，都還在經歷一段磨合、適應的狀態。

另外，中國巡演是否增加與內地音樂人的交流？的確，生祥每次演出總吸引不少大陸非主流民謠音樂人的欣賞。重要的民謠樂團──「野孩子」的主唱張佺，還有這次也作為演唱嘉賓的周朝、周雲蓬等人，都成為好友、也讓生祥印象深刻。「他們對於音樂是有『態度』、有自己的看法」，即使要彌補一段受文革影響而有的音樂文化斷層，但至少都有某種「態度」──願意認真地去思考其音樂及作品的宏觀格局，也讓生祥感到敬佩。

但生祥及鍾適芳也都提到，在交流中，更珍貴的是對於彼此社會現實的認識與調整。生祥一行人必須一再提出台灣的「農村」情境，與大陸朋友們的想像是有落差的。經過幾次互動及訪談後，這些急切的中國知識份子朋友也開始明瞭，生祥這輩台灣年輕人的返鄉以及得以從事社會運動的多年基礎，並不能比擬於內地的遙遠距離、返鄉的困難，以及城鄉區隔的戶口政策所面臨的困境。而由此，生祥等人也更能體會，中國的幅員及社會處境的差異，以及內地樂迷的感動所為何來。

往返兩岸的「非商業」慢船

值得注意的是，若沒有新聞局的補助，大大樹是不會著手去規劃這次的生祥中國行。鍾適芳便表示，再怎麼樣，生祥的音樂都是「沒有商業價值」，若沒有補助，就會處於是等待適當機會的被動狀態，而不會主動嚐試。而實際作了之後，成效卻是很好的。除了進一步地認識大陸優秀的文化界、知識圈的朋友，對於中國的政治、社會也能有較為準確的理解，減少了不必要的忐忑不安。更實質的是，可以真的賣出CD，收到錢。大大樹開心的表示這次帶去的450張幾乎都賣光了。而450張，真的也只是很小量的數字。但對於一個沒有唱片市場的地區，生祥這種長賣期作品，中國市場，也象徵一個不限於台灣、同時也能更長久耕耘的可能區域。

另外，不論生祥或鍾適芳，都對大陸的文藝工作者讚譽有加。「博學、工作能力強、文筆又好」，這是鍾適芳對於所接觸到的大陸文藝媒體工作者的評價。她甚至強調，這並不是特殊的一兩位，而是很普遍的人才素質。當然，這樣的感慨或許是對比於台灣媒體近年來的窘境：文藝評論空間在主流媒體幾近消失、文化線記者的萎縮。檢視大陸媒體一篇篇包括《南方都市報》、《時代周報》、《FT中文網》、《上海壹周》…等對生祥及永豐的報導，篇幅及觀點都相當深入、精闢。似乎用「珍惜」的情感來看待生祥音樂的，並不只是歌迷，也是大陸文化圈反過來令人印象深刻的回應方式。

今年初，生祥也開始使用facebook，建立他的粉絲專頁。生祥表示：「主要是今年初，感受到茉莉花革命、台灣反國光石化運動裡，網路社群的串連所具有的力量」，覺得不應該再排斥網路。生祥也自嘲已是「爸爸樂手」，不僅當初同期的音樂人很多都已經不在這圈子，自己也愈來愈是在家庭生活的瑣碎時間中寫歌、很多事情也怕忘記，因此逼迫自己去作記錄。比如以facebook的網誌形式（而不是留言）連載一篇篇的「月琴改造」，「2011中國巡演」、「忽憶青春歌-風神125」…等，都能看到生祥文如其人的第一手自述。

在謹慎、低調中，緩慢而精準地前往，這大概是像生祥這樣小眾、作品深度充足的獨立音樂人所調和出來的「開往中國的慢船」。生祥的中國巡演展現出某種外於商業主流歌手的經營手法、與中國民間社會的互動方式，以及對於中國音樂市場的多元想像。同時，在不可避免的比較對照中，也讓我們看到音樂創作、社會脈絡及媒體環境的交互關係所可能產生的火花。